明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进入个位数时代

20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下行压力较大，增速明显放缓，多项投资指标屡创新低。从主要投资领域看，基建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明显减速。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实际融资成本较高、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投资能力受限、PPP模式进展较慢、房地产市场库存仍然较高等成为困扰投资形势趋稳的主要因素。展望2016年，推进“11+6+3+1”重大工程建设、调低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投放专项建设基金、加大企业债券支持力度、增强财政资金投资能力、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将释放积极效应，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仍将是支撑投资平稳增长的重要领域。综合判断，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呈现稳中略降的态势，预计增长9%左右。建议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用好积极财政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进PPP模式以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特征

（一）投资增速跌势明显

受外需大幅萎缩、内需低迷以及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等因素影响，20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呈现“逐月放缓”的态势。1-10月，投资增长10.2%，增幅分别较上年同期和2014年全年回落5.7和5.5个百分点。逐月看，除6月、10月短暂企稳外，投资累计增速逐月放缓。10月环比增长率仅为0.72%，表明投资增速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跌至100以下，1-9月，投资价格指数为98.5%，分别较上年同期和2014年全年回落了2.2和2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后，1-9月投资实际增长11.9%，同比回落3.4个百分点。

（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

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领域，基本决定着投资走势。1-10月，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增长8.3%、17.4%和2%，增幅同比分别放缓5.2、4和10.4个百分点。三大领域投资规模合计占总投资的74%，拉动投资增长7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是支撑投资增速的主要因素，高出投资增速7.2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较快，增速高达19.8%。

在主要行业中，1-10月，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长4.6%，同比回落6.4个百分点，比制造业投资增速低3.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0.4%，同比回落3.3个百分点，比制造业投资增速高2.1个百分点。可见，装备制造业投资快于制造业投资，更快于高耗能行业投资。

（三）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有所提高

从投资的产业结构看，1-10月，第一产业投资占比2.8%，同比提高0.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占比41.1%，同比降低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占比56.1%，同比提高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仍是稳定投资增速的主要力量，即使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基建投资（不含电、热、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后同比增速仍为13.7%，高出总体投资3.5个百分点，其中卫生和社会工作服务业投资增长29.5%，同比加快4.5个百分点。

（四）中部地区投资增速较快

1-10月，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分别增长8.5%、14.5%和8.7%，同比放缓了6.1、3.1和9.1个百分点，同期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同比放缓10.1、9和12.5个百分点。东部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省份及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取得较好进展，经济发展重新焕发活力，投资效率提高，引领带动作用逐步增强。中部地区促投资的政策力度较大，投资增速相对较高，回落幅度较小。西部地区及部分资源省份面临能源资源需求低迷、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多重不利因素，投资减速幅度较大。

（五）民间投资增速显著放缓

1-10月，民间投资增长10.2%，同比回落7.8个百分点，与总体投资增速持平。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64.7%。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11.4%，高出民间投资增速1.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疲弱反映出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促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六）到位资金增速降至个位数

1-10月，投资到位资金增长7.3%，同比回落5.1个百分点。资金覆盖率（到位资金/投资完成额）为1.05，低于历史同期水平。其中，国内贷款同比下降4.5%，连续八个月累计增速为负，信贷资金约束比较明显。自筹资金同比增长8.5%，回落7.5个百分点。国家预算内资金同比增长21.1%，加快6.8个百分点。

（七） 新开工项目增长缓慢

1-10月，新开工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计划总投资33.7万亿元，仅增长4.1%，同比回落9.6个百分点，增速为历史同期极低水平。其中，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施工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计划总投资93.8万亿元，增长5.3%，同比回落6.2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底部尚未充分探明

当前，固定资产投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底部尚未充分探明。投资领域需要密切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实际融资成本较高、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投资能力受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进展较慢、房地产市场库存仍然较高。

（一）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

今年以来，市场需求总体偏弱，工业领域价格和企业效益低迷，PPI当月同比连续44个月下跌，工业企业利润受到明显侵蚀，自主投资意愿不强。1-10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降2%。产能过剩矛盾仍在持续发酵，工业产成品存货增速不断下降，PMI产成品库存指数低于荣枯线，工业企业整体仍处在去库存阶段，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意愿。同时，房地产市场下行调整，房地产企业开发投资意愿也明显降低，土地购置面积深度下滑，到位资金增速保持个位数，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下降。应该说，民间投资主体对投资形势的反应比较灵敏，从而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比重超过85%）、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比重超过70%）增速同比明显回落。

（二）实际融资成本较高

经济下行时期信贷收缩更为明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困扰着企业生产经营。尽管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有接近130个基点的下行，但价格水平同比下降更多。此外，贷转存款、贷转承兑、借款搭售等行为比较普遍，担保、评估、公证等融资相关费用较高。据调查，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普遍高达10%以上，部分中小企业甚至超过20%。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对中小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发展造成较大影响，直接影响了其投资能力。

（三）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投资能力受限

受公共财政收入低速增长、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以及偿债高峰期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可用于投资建设的财力明显不足，引导带动社会资本的能力较弱。1-10月份，公共财政收入同口径增长5.4%，政府性基金收入同口径下降24.1%。此外，作为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地方融资平台因脱钩政府信用，叠加土地市场遇冷，融资成本和难度大幅度提高，投资能力显著削弱。

（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进展较慢

政府力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市政公用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拓宽投资资金来源。财政部先后推出两批共236个PPP项目，总投资额8389亿元；国家发改委发布的PPP项目共计1043个，总投资额1.97万亿元。目前来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项目签约率不足两成。项目收益率不高、政府治理水平有待提高、政府信用约束制度尚未建立等是制约PPP模式推进的主要因素。此外，在已经签约的PPP项目中，社会资本方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参与程度偏低。

（五）房地产市场库存仍然较高

尽管二季度以来商品房销售持续回暖，量价齐升，但受制于库存基数较大，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化压力较大，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意愿仍然疲弱，房地产投资增速一路下行，8、9、10月份当月增速连续为负。库存高企压制着房地产投资意愿，土地购置面积、房屋新开工面积等先行指标双双深度下滑。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高达6.86亿平方米，平均去库存周期仍然长达7.2个月，部分三、四线城市甚至达到20个月以上。房地产销售走强带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回升一般需要6-9个月的传导期，在库存高企的情况下传导期会显著延长，因而房地产投资形势不容乐观。

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回落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从“十三五”时期投资形势看，固定资产投资有望筑底企稳。一方面，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降杠杆将抑制投资增长。另一方面，改革红利释放、新兴产业以及服务业快速发展等将支撑投资增长。展望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还将继续探底，预计回落到9%左右。其中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速，制造业投资低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极低增速，甚至大概率出现下降态势。

（一）促进投资稳定增长的有利因素

推进“11+6+3+1”重大工程建设。国家大力推进11大类重大工程包建设，建立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一批、投产达标一批、储备报批一批”的滚动机制。同时，积极推进六大领域消费工程、三大战略、重大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重点项目建设。这些重大工程建设将对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发挥关键作用。

调低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有区别地下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除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外，其他行业最低资本金比例调低5个百分点。调低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可以降低投资门槛，提高投资能力，促进相应投资项目落地施工。

投放专项建设基金。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设立专项建设基金，对重点项目直接注入项目资本金，以撬动相关金融资源，直接支持看得准、有回报、不新增过剩产能的重点领域建设。

加大企业债券支持力度。进一步降低企业债发行门槛，允许借新还旧，简化审核审批程序，扩大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时，出台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养老产业、城市停车场等专项债券发行指引，加大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增强财政资金投资能力。盘活存量财政资金、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加快预算执行等举措将提高政府投资能力。按照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盘活各领域“沉睡”的财政资金，统筹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保障民生支出，增加财政资金有效供给。通过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大幅降低地方政府利息支出和融资成本。加快支出预算执行进度，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

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加大对传统产业投资的支持力度，将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扩大到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重要行业，有助于激发企业投资和设备更新改造的积极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制约投资稳定增长的不利因素

投资项目储备不足。受市场需求低迷、融资成本较高、预期收益率走低、库存积压等影响，具备可行性的投资项目仍然较少。一般来说，投资项目通常在两年半内完成。2015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房屋新开工面积均处在极低水平，反映出投资项目储备不足，将间接影响2016年投资增速。

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投资形势与出口状况关系紧密。2016年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近期WTO已经下调世界贸易增长预测，将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测值从4.0%降低至3.9%。

融资平台转型改制难度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正在推动转型改制，剥离政府融资职能，成为独立运营的市场主体。融资平台脱钩政府信用后融资成本和难度大幅提高，部分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困难，新增投资能力明显减弱，或将影响基建投资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普遍缺少突出的主营业务和充足的固定资产，参与市场化竞争存在先天不足，转型改制难度较大。

投资统计制度改革引关注。2016年，我国将全面实行新的投资统计制度，调查对象由投资项目转变为法人单位，投资额计算方法由形象进度转变为财务支出。2014年全国试点地区投资总额平均减少50%，增长速度平均降低30%。参考试点经验，2016年投资增速可能面临着因统计制度改革带来的“下行”风险。

促进投资稳定增长 优化投资结构

2016年，建议将投资政策主基调确定为促进投资稳定增长，优化投资结构。以增加有效投资、简化投资审批事项、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为出发点，通过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用好积极财政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进PPP模式，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健康运行。

（一）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一是完善重大项目的政银企社合作对接机制，细化重大工程项目清单，搭建信息共享、资金对接的平台，保障重大项目的资金供应。二是积极引导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向，鼓励金融机构建立绿色通道，加快重大项目等领域的贷款审评审批。三是投放专项建设基金，给予国开行、农发行适当的流动性支持。四是统筹落实重大项目建设用地，及时为重点项目建设办理用地手续。五是制定三年滚动投资计划，充实重点产业、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重大项目储备库。

（二）用好积极财政政策

一是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带动作用。优化调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重点用于国家重大工程特别跨地区、跨流域的投资项目以及外部性强的重点项目，减少竞争性领域投入和对地方的小、散项目投资补助。二是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清理财政专户。清理结转结余资金和财政专户，将盘活的财政资金重点投向民生改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实行结构性减税。适当调高工薪所得税起征点，扩大税前扣除项目范围，增加养老、教育、住房等支出能力。完善研发费用计核办法，扩大企业研发费用扣除范围。四是推动普遍性降费。减免涉及小微企业的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缔乱收费，切实减轻小微企业负担。

（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一是灵活运用降准降息，引导商业银行降低信贷资金成本，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二是扩大专项贷款规模，推动资产证券化，增强开发性、政策性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三是督察金融机构整改违规收费、以贷转存、存贷挂钩等行为。四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继续壮大主板市场，积极推动创业板和战略新兴板市场，有序发展新三板市场，规范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形成的四板市场，降低中小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门槛。五是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普惠金融中的积极作用，支持民营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P2P公司等金融机构发展，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

（四）推进PPP模式

一是中央层面安排PPP项目前期工作费，支持地方政府开展PPP项目的前期工作，推进项目签约及落地实施。二是加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PPP引导基金对PPP项目的支持力度。三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加强政府承诺的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违约行为，实施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结算扣款惩罚，切实保障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四是制订PPP项目标准化合同范文和分行业合同，提供更加细化可操作的实施指引。五是开展PPP项目的推介会和业务培训班，介绍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引导民营资本积极参与PPP项目建设。

（五）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一是进一步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权限。清理和规范核准后、开工前的一些报建手续，切实解决前置手续繁杂、效率低下、依附于行政审批的中介服务不规范和收费不合理等问题。二是解决不同审批部门权限下放不同步的问题，促进土地、环评、安全等审批权限同步下放，提高简政放权的综合成效。三是彻底清理审批事项互为前置、互相掣肘的情况，提高审批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