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诚：我的探索和追求

一、家庭生活

我于一九一四年生于一个富商的家庭。父亲刘鸿生在解放前是国内有名的实业家。《刘氏家族》、《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等专著和不少文章都做过介绍。

我亲兄妹十四人, 我行六, 原名刘念梯。回忆童年, 家里相当阔气。父亲坐小轿车上班, 几个哥哥住校, 我们几个小兄弟乘自备包车(人力车) 上幼儿园和小学。先是住在英租界弄堂楼房, 后来在法租界买了德国商人的一所新墅, 请了外国设计师设计,由当时上海最大的营造厂陶馥记建造成一座三层华贵的楼房。有两个草坪网球场, 一个可兼作旱冰场的混凝土网球场。后园是菜田、花棚、鸡场和羊圈。每天中、晚两餐要开四座饭, 家人和亲友摆两座, 司机、保镖、园丁和女仆各摆一桌。由于偌大花园, 人们分散在各处, 开饭时要摇铃, 可谓“钟鸣结食” 之家矣。

我从小由奶妈和保姆喂养、管教, 和我母亲很少接触, 没有尝到贴身的母爱。同日常相处的奶妈、保姆感情亲切。听到他们讲述把自己生下不久的女孩子送了人, 我和她们一起难过地哭起来。那时家里每月发我一元银元零用,这根本用不着, 我就偷偷地送给她们。

我母亲经常邀一些阔太太来家打麻将。春节时, 她要干两件事。一是到三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 买手饰和香水。为了防范抢劫, 总是夜阑人静时去的。那时候, 三大公司为了招徕大主顾, 只要事先给掌柜的去个电话, “ 打烊” (关店) 以后, 也专派售货员到特定柜台殷勤守候; 二是坐汽车沿街散发预先从粮店里买来的施舍米票。

那些衣衫褴褛的穷苦人中, 有白发老人, 也有象我这般大的孩童。

他们为了抢到米票, 你抢我夺, 甚至撕打受伤, 米票也被撕碎。大家赞誉刘家乐善好施。这两件事, 我都不以为然, 而且产生这是为什么的疑问。

在我祖母庆六十寿辰时, 邀请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来我家专场演出。那时我十三、四岁, 不久前才看完巴金的《家》。想不到巴金笔下揭露富人为了显示阔气往舞台上“ 扔偿包” 的恶劣作法, 竟会活现在自己家里。我当时漠糊地意识到我和家庭在感情上开始产生距离。

一九二五年, 我父亲当上了公共租界的华人董事, 这在很多人眼里是了不起的。

父亲却说白己是“摆饰样子”。开会时, 洋人董事气焰万丈, 他则往往被阻止发言。租界戒严时, 过外白渡桥的一般居民要搜身检查, 我们这些坐小轿车的, 也被勒令停车,用闪亮的手电筒检查我们。当时我就深思:国家不富强, 即使自己富裕, 还是要受欺凌。它激发了我的爱国心。幼年的“ 优越”生活, 使我感受的是: 疏我者是有产的亲人, 疼我者是穷苦的异乡人; 对这种贫富悬殊的社会, 感到不平。

二、贵族学校

我父亲当年因家境贫困, 大学没有毕业就退学就业。现在, 家里有的是钱, 如何教育子女做他的接班人, 成为他的重要课题。

我的几个哥哥都在非常阔气的教会学校: 苏州的东吴大学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我十四岁时考进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中不少社会名人子弟。孔祥熙的少爷孔令侃, 曾任上海市长的国民党要人吴铁城的两个儿子也和我是同学。学校内富家子弟趾高气扬, 看不起家庭经济不富余的同学。有理想和有作为的同学也看不起这些纨绔子弟。

“五卅”惨案时, 我的几个哥哥也参加了反帝运动, 不上课了。父亲请了三位教师在家里为我们补课。一九二七年, 我父母到国外周游了一次, 大开眼界, 也深受启发,决心把子女送到国外学习。一九三O年, 二哥念义患了盲肠炎, 当时算是大手术。我父亲就让他到美国就医。还请了在上海开业的一名美国医生和圣约翰大学一名教授陪伴。我三哥、四哥也随同前去。大哥正在谈恋爱, 没有同行。这三个哥哥后来由美国转到英国剑桥大学。入学前一年, 住在一个大庄园里, 聘请了只有外国富家子弟才请得起的“保护人” 。三个哥哥每人有一匹马, 生活非常阔气。据父亲说, 他们三个人第一年竟花了十万两银子。当时父亲认为, 只要子女有所成就, 花多少钱都不在乎。

三、在日本学习

我的五个哥哥都没有按照我父亲的愿望去学技术。我高中毕业后, 愿学化学, 并且考中了北平清华大学。父亲很高兴。他开办的上海水泥公司这时候要派人去日本考察水泥工业。父亲问我, 是不是愿意趁暑假尚未报到期间去日本“ 白相” (游历) 一次。我自然很高兴。想不到竟在日本留了下来, 学习了六年之久。这在我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时期。

我们去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小野田水泥公司。董事长笠井真三工学博士会讲流利的英语, 他对我说了在德国学习时深深体会实习的重要性。建议我留在日本学习, 并愿意提供暑假到他公司所属工厂轮流学习的机会。我心动了, 打电报请示我父亲, 父亲同意了。笠井董事长很高兴, 把我介绍给他公司一位住在东京退休董事土屋政三, 住在他家里, 请他照顾我。

土屋先生没有子女, 同他太太的父母兄弟住在一起, 家里很热闹。我当时是十七岁的少年, 他们(尤其是土屋太太) 把我当子女对待, 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从小缺少母爱, 在这里却得到家人一样的温暖。土屋先生还为我请了两位教员为我补习日语。我很快发现, 日本上层资产阶级生活俭朴得使我感到意外。例如: 我和他们一起吃“ 份饭” ,伙食很简单。这在国内是不能想像的。这使我增强了勤俭刻苦、努力奋斗是事业成功的主要条件的信念。

我进了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先是予科,三年后进入本科。暑假里到工厂实习。还有一个暑假去朝鲜川内里一家新建的水泥厂实习。我和一位单身的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江川同住在一个招待所里, 他是这个厂的化验室主任。在我的印象里, 大学生是文明的。但出我意外的是, 这位大学生对朝鲜服务员非常野蛮, 任意打他们的嘴巴。我感到不平和气愤, 也清醒地觉察到亡国奴的苦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 事件发生, 我受到很大刺激。一天, 正在吃晚饭时, 土屋的侄子兴高彩烈地进来, 大声说: “ 好消息, 好消息, 皇军在满洲的战争节节胜利! ”我气得饭也不吃, 倒在床上。房东太太来安慰我。此后, 我感到周围的气氛在变。不久, “满洲国” 成立。我对国家的安危增加了忧虑, 思想异常苦闷。

当时, 红军已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后来撤出井岗山, 开始长征, 报纸上经常看到“ 朱、毛” (朱总司令、毛主席) 的名字。我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却也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当时, 日本马克思理论书籍不少, 河上肇已经很有名。可是, 我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救国, 没有接触先进理论,对复杂的事物是缺乏分析能力的。中日关系越来越恶化, 一九三七年“七七” 事变爆发, 报纸“号外” 污蔑中国军队“打了”日本兵。学校里和社会上法西斯分子同样叫喊。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立刻买了一张回国的船票, 七月九日乘船离开日本。

那时还准备再回日本上学的。

四、初到山城

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 日本侵占了华北, 又进攻上海爆发了“八· 一三”事件。

我父亲经营的一些工厂, 先后被迫停工。甭说几个哥哥, 连天天朝出暮归的父亲也困在家里。接着中日宣战, 南京政府迁往重庆。我从懂事时就仇恨帝国主义, 但凭借租界庇护, 不曾遭到直接迫害。可是, 现在战祸已经临到家门。家的安危, 个人的前途很自然地同民族的灾难, 国家的存亡, 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我当年二十三岁, 血气方刚, 凭着与国家共存亡、把自己学到的技术为抗战效劳的热情, 下了决心去重庆。大哥劝我硬着头皮去日本, 不到八个月就把毕业文凭拿到手。父亲则劝我去德国念完大学。但我主意已定, 他们只好同意。

家里人把四川看成不开化地区, 兄嫂特地为我买了一大盒内服外搽的常用药, 记得其中还有药棉花、碘酒和红药水。

那时, 上海尚未沦陷, 但对外交通已很困难, 我父亲托了一个法国人才弄到一张四等舱的船票。我们还没有做亡国奴, 帝国主义分子已不再把举国闻名的实业家刘鸿生放在眼里了。

到了香港, 我还幻想战争不会扩大, 天真地给笠井董事长写信, 请他劝告日本政府停止战争。更荒唐的是, 居然说:“长此下去, 将给共产党可乘之机。”

我从香港乘飞机到武汉, 这里的抗战气氛很浓, 我感到有希望。从这里到重庆, 乘的是民生公司轮船的头等舱, 每餐是经理陪同, 睡铺豪华舒适。比从上海到香港, 住在仓底, 象乞丐似地排队领饭, 真是天壤之别。

四川水泥厂(现重庆水泥厂) 在长江江畔, 规模不大, 但在当地已是屈指可数的了。董事长是胡子昂, 厂长是留美的化学博士徐宗谏。父亲托他照顾我。我在厂内当技术员, 月工资六十元。这里的生活不像在上海时想像那么落后, 而且物资丰富, 价钱便宜, 一元可购五百个桔子。工人月资却只有十元, 劳动强度很大, 生活很苦, 常以盐拌辣椒末为菜肴。

我的工作是翻译刚从丹麦进口设备的说明书, 教几个练习生学英语和使用机器。这是间接为抗战服务, 我很愉快。

这里蚊蝇猖獗, 我患了“打摆子” (疟疾) 发高烧。厂长把我送进重庆最好的教会办的仁济医院。这次患病, 成了我思想上一个转折点。

五、决心去当兵

我的疟疾治愈得很慢, 水泥没有销路工厂停产, 前方战事吃紧, 民族、国家、个人的出路在哪里? 可能是发烧昏睡时, 把思想苦闷流露出来。医院里两位外籍女教师表示关心我, 经常到病床前给我讲基督教义, 概括一句话就是“博爱”。基督教的名言是:“爱你的仇人比爱自己还甚,”“别人剥去你的外衣, 你把内衣也送给他。”如此等等。在圣约翰读书时, 我听过这些话, 可是根本听不进去。现在, 精神空虚, 思想苦闷, 就接受了“ 博爱” 思想, 变成虔诚的基督教徒, 并接受了洗礼。不久, 美国传教师S a nl ly  Jo ne s来中国传教, 由美国办的华西大学的一位叫文幼章(加拿大人, 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同情我国抗战) 的, 作他的翻译。我每星期日都去听讲。第三次当他讲过后征求听众意见时, 我写了纸条提了三个问题。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个: “我们这里为抗战伤亡的同胞祈祷, 日本的基督教徒也为我死难的同胞祈祷吗? ”对我这个提问,他不做回答。顿时我失去了对信教的信念和对上帝的信仰。我做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真是“ 好景不长” , 不到半年就同“博爱”决裂, 并为我这半年的行动感到自惭!

可是, 怎么办呢? 我又苦恼了一阵子,最后决心下定:“当兵去”。我一向依赖父亲, 当时幼稚到竟想写信给在上海的父亲,让他把我介绍给当时的重庆行营主任贺衷寒。可是, 见到国民党的士兵, 被拉夫, 遭鞭打, 伤残无人管, 不寒而慄, 我畏缩下来。但, 当兵的信念未泯。

平型关大捷震动了全国, 也震动了我。我又注意看《新华日报》和许多小册子。认识到共产党是抗日的, 反对国民党是有道理的。经过一段认真思考, 思想豁然开朗, 决定去当共产党的兵。

我决定偷偷地走, 与同房的职员王景斯商量, 把行李化整为零偷搬出去。他答应了。可是, 第二天厂长突然叫我谈话, 说知道我要去延安。又说:“人各有志, 不能相强。”他写了一封信让我去找南开大学校长、当时的参议院参议长张伯龄开导我。不几天又把我的工资提到九十元。

我去拜访张伯龄请他介绍我去延安。那时正是国共合作初期, 他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和王明。当时, 八路军办事处还在武汉,我把一架德国莱卡照像机卖掉做路费, 到了汉口。印象里是吴克坚接见我的。他说, 要去延安必须到我们西安办事处联系。我同意了。拿着他写的信, 奔向西安, 我开始走上新的征途。

六、初步考验

我在武汉遇到在日本一起学习的一位表弟叶贻训, 他愿意和我结伴同去。到西安的第二天, 他却不辞而别。我始终不解他陪我来的用意。

我们先在市区一家小旅店住下来。有一个青年大概也要去延安或者是党的地下人员, 在旅馆里偷偷地告诉我, 每天晚上十一点前, 最好不要呆在旅店里, 因为国民党宪兵盘查很紧。这使我很不安。

我到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好多次, 他们总叫我“再等几天”。有一天那位干部叫我坐下来谈谈。他对我说: “你有抗战的爱国心, 值得嘉许。不过延安的生活很苦, 不是你能想象的。你得好好考虑一下。”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抗战的决心是下定了, 请相信我吧! ”他还是不轻易表态, 接着又说: “延安没有白面和大米, 三餐都是小米饭, 你吃得下去吗? ”我那时不知道小米饭是啥样的。当即想起中学时的一个暑假里, 曾同家里人去青岛避暑, 住在父亲新建的别墅里。每天下午洗海澡回来, 总是吃小米粥加牛奶, 还有奶油饼干做点心, 吃得很香。就痛快地回答说:“小米饭我一定吃得来。” (到了延安才知道这粥与饭满不是一回事。) 接着他又提了一连串难题。如: 在延安吃的尽是没有油的蔬菜; 住的是窑洞, 十几个睡一铺炕,躺下去翻不了身; 洗脸是十来个人一盆水,一个连队半小时要洗完。洗澡更谈不上了。最后又说: “从西安到延安四百多公里, 你得背着行李步行走去呢! ” 说实在的, 那时我已横下一条心, 听他说什么, 不管听懂没听懂, 不管将来吃多大的苦, 我都决心认了。所以都很痛快地一一做了回答。心想,这回该同意了吧! 谁知, 他还是让我再过三、五天去听回话。

我住的小旅店破烂不堪。最苦的是受臭虫的攻击。夜里见到成百只臭虫, 我吓坏了。心里恶心, 颈背象有东西在爬。我不敢用手去提, 而是用两个铜板去夹。后来, 胆子大了, 一把就捉四、五只。

祸不单行, 到西安不几天我又“打摆子”。当发烧忽冷忽热时, 回想办事处干部的一连串问话, 认真自问, 我担起心来, 怕受不了延安的苦。但, 这只是短暂的动摇,毛病一好, 我又劲头十足、兴致勃勃地去办事处。

最后那次接见, 那位干部才面露笑容,亲切又带有歉意地解释说, 共产党坚决抗日, 为的是救国,也为了解除老百姓的痛苦。那里很穷, 我们的经费很少, 培养一名抗大学生每月要花十元钱。看来为数很少,可来之不易。不能允许去到延安又半途脱离革命队伍。这番真心实意的话, 我很受感动。猛然间, 我领悟到他说的“革命”和称我“同志”的真切含义。我毅然地回答, 经得住一切考验, 一定坚持革命到底。他握着我的手说: “好吧, 那你后天拂晓带行李到这里, 那天有商车跑延安, 你不用走路了。”啊! 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当时的喜悦, 言语是难以表达的。这是一九三八年六月间。临行的前一天下午, 我就背着行李到办事处附近的马路上露宿了一夜。一早醒来, 露水把被子湿透了。天刚亮, 就和别的几位爬上装得高高的货物的商车, 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西安。

七、延安岁月

经过四天四夜, 卡车到了延安。在重庆时, 听到“红小鬼” 查路条的事, 将信将疑。快到延安时, 遇到了。这些孩子精神抖擞, 学大人的样子, 很可爱也很逗笑。在延安看到各色服装俭朴的人群, 个个面色开朗。啊! 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和很多外地人同住在一座钟楼上, 睡地埔、吃小米饭, 十个人一盘没有油的南瓜。没有桌子, 蹲在地上吃。会唱歌的人教唱, 我学会了不少。如: 《松花江上》、《游击队员之歌》、《延安烦》等, 现在还会唱其中某些段落。两、三天后, 根据我的志愿, 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即抗大) 军事系。

这是一所几乎没有楼舍的露天大学, 和高贵的圣约翰大学形成鲜明的对照。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教员、学生, 生活、学习、劳动都在一起。互相爱护, 紧张活泼, 心情舒畅。和单调的家庭生活, 在上海求学时冷漠无情的同学关系, 又是鲜明的对照。

当时, 抗大的校长是林彪, 副校长是罗瑞卿, 全校一万多名学生。我们除了上课、操练、学习以外, 多数时间安排生活上。自己挖窑洞、上山开荒、生产自救、自办墙报。记得我写了一篇《踏平三岛雪我仇》的短文, 自以为写得不错。那知, 指导员把我叫了去, 问我: “ 你要踏平三岛, 还要日本老百姓生活吗? ”我既感惭愧又深受教育。这里条件很差, 但, 精神愉快。舍内的整洁程度, 胜过华贵的圣约翰大学。

党中央领导都给我们做过报告。党的七中全会后, 毛泽东主席来演讲, 深入浅出娓娓动听, 使人不知倦劳。那年“九· 一八”纪念大会上, 朱总司令领着我们喊口号。他的风采, 大家都很钦敬。

这年八、九月问, 突然接到我父亲拍来电报, 要我到西安同他会面。我立刻去见指导员, 并且果断地说:“不去, 去了怕回不来。”他说: “那也好。” 过了不久, 他来动员我是不是愿意入党。我当时思想还没有这种准备。但是, 非常兴奋。我完全相信共产党是好党, 愿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就写了申请, 当年就被批准入了党。

一九三九年初, 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敌军工作训练班当日语教员, 是训练青年去做敌军和敌俘的工作。一次夜行军中, 我从悬崖上掉了下来, 手腕骨折。可是医院没办法治疗, 只给擦了些酒精, 很长时间不能痊愈。我很逞强, 一只手也洗衣服、参加劳动。冬天, 在窑洞里对着窗子的阳光, 脱下棉衣抓白虱。过去, 我见臭虫就怕, 现在成了抓白虱的能手。

我要自己编日语教材、讲义, 还要刻腊版。也编一些口号用语: “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劳动人民不打劳动人民”等等。工作很吃力, 每天都干到深夜。值班的学员准会抠些刚蒸的热馒头来。在这里, 曾有美国记者来访, 我任翻译。事先写了几张英文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法西斯”,“我们要和平, 反对侵略战争”。他们提出一些问题, 也向日俘提问。战俘两人住一间凡和我们干部一样。他们承认被俘后受到优待, 日本是侵略者。

五月, 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临行时, 学员以我为素材编了活报剧演出欢送我, 使我很受感动。

八、接受新任务

我兴冲冲地来到通知的地点, 只看到三、四座破窑洞, 其他什么也没有。我以为走错了地方, 但, 却没有错。我有些失望。但静下来一想, 我们延安哪件事不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呢!

我们的领导是陈康白(全国解放初期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 , 还有四、五位同志比我先到。我们商量: 要有一笔资金购买必要的设备和器材。但, 这在延安是无法解决的。夜深人静, 我再三考虑, 利用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来办这件事。于是, 向陈康白建议, 我去重庆。他请示后, 领导同意了。临行时, 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 除了交待党的关系外, 还指示两点:一, 去重庆主要是募捐和购买器材。还要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 如实地向你所接触的人讲; 二, 党可能把你留在国统区, 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为了防范从延安出走的国民党特务, 我改名刘公诚。到了重庆, 先到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找钱之光主任。他告诉我, 以后我归他单线领导。过了几天才到弹子石去看我父亲。父亲感到突然, 既高兴又光荣,在公开场所把我介绍给他的中外朋友。也不干涉我募捐的事。父亲周围有些人是反共的。中国毛纺织公司副经理徐漠君(镇反时被枪决) 当着我的面攻击共产党。我没有暴露身分。但, 针锋相对, 据理驳斥, 从不让步。父亲怕闹出事来, 禁止我再募捐。问我要多少钱? 我说要一万元。后来大概给了我八千元。也取消了到延安投资开办火柴厂的打算。

在重庆买不到需要的东西, 我对父亲说, 想念母亲, 要去上海。他同意了。我搭飞机先到香港, 一周后到了上海。家里人都很高兴, 也捐了些钱。可是, 二哥、三哥告诉我, 日本特务在追查我。当天, 潜住到一位堂妹家里, 第三天又乘船回到香港。

在香港, 凭着钱之光的介绍找到党作地下工作的杨琳同志。很快地买了一批必需的器材。但, 如何运输呢? 杨琳同志告诉我,你叔叔刘吉生担任西南运输公司副总经理。我几次找他, 他都拒绝。后来又让我找运输处长童某。童某一派官腔。回忆起来, 怪我初出茅庐, 一不懂贿赂; 二不该说是运往延安。我多方努力却没有完成任务, 至今感到不安。

九、烽火中奔忙

请示杨琳同志后, 我在香港留了下来,在父亲开办的中国火柴公司工作。一九四O年, 父亲又叫我回重庆。回到重庆, 先找到钱之光把剩下的八千多元交给了他。

我先参加贵阳水泥厂筹备工作, 又到长寿火柴原料厂任工程师。之后, 到贵阳中国火柴原料厂的分厂, 一九四三年任代理厂长。

贵阳当时是“ 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尺平, 人无三分银。” 比重庆差得多的穷城市。但, 政治形势却很复杂。公司总经理彭湖是国民党员、反共的。我们暗里斗, 公开场合也斗。由于我没有暴露身分, 又是刘家的“阔少爷”, 所以没有对我下手。

一九四五年初, 日军逼近贵阳, 工厂停产。四哥来信要我回重庆。我父亲的企业分到两名公费去美国学习的名额。我没有大学毕业文凭, 请我留学日本时的驻日大使许世英出了个证明。我请示钱之光同志, 当时许涤新同志也在, 他们同意我去, 并说关系可以不转。我从宜宾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到了印度, 转搭轮船去美国。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

十、解放前后

一九四七年六月, 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在三哥任经理的上海水泥厂主持复厂工作。当时,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 我是多么兴奋!可是, 这一段时间却失去组织联系。

一九四八年, 有一位过去在延安敌军工作训练班的学员叫戴德化名王永顺经常来找我。他是中原局派来的, 先向我了解家庭情况, 要我劝父兄不要离沪, 还要我支持工人组织护厂。父兄们对去留问题疑虑不决。哥哥们说:“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只篮子里。”我很着急。一天, 戴德又到我家, 我担着风险对父兄们说: “我介绍一位共产党负责同志同你们见面。但是, 你们不能出卖他, 出卖他就等于出卖我。” 父亲急忙躲进里屋,避而不见。由哥哥们同戴德见面。通过戴德的工作, 父兄留沪的决心坚定下来。那知在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儿天, 几个特务半夜闯进我家, 把我父亲用半绑架的方式劫走了。我父亲到香港, 坚决不去台湾。解放后, 由我二哥接回上海, 欣然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上海解放前夕, 形势紧张。我不顾母亲哭抱阻拦, 同工人一起参加护厂。沿着黄浦江边(也是厂边) 有四十只运输木驳, 国民党军队借口妨碍视线要炸沉。送了他们五百块银元保存下来了。一天, 护厂工人遭到反动军队挨个轮流鞭打, 工会主席请我去解救。到了现场, 那个恶棍排长向工会主席开枪, 幸儿没有打中。另一位排长见我在场,就把那位排长拉走了。上海水泥厂终于完整地保护了下来。

上海解放后, 钱之光、许涤新两位同志给我写了一九四五年经组织批准去美国进修的证明。同年九月, 上海市委批准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并让我继续做一名非公开党员,做家庭和工商界统战工作。一九五六年, 上级调我到北京建筑材料综合研究所工作, 直到“文化大革命”。

我从幼年懂事时起, 根据切身的体会逐渐地对国家被凌辱, 民族遭摧残, 人与人的不平等寻求答案。而这答案是我走上自己家庭的对立面时才得到的。我的目的, 用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话说, 就是振兴中华。自从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 我感到了象到达延安时看到抗战胜利的希望一样, 看到了振兴中华的希望。我一定要把余生为实现祖国伟大的四化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实现我童年时就具有的愿望。

〔编者附记〕从红军经过二万里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一九三五年十月以后, 到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十年间, 延安是当时进步青年寻求真理、实现理想的圣地。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 不顾路途险阻、生活艰苦, 千里迢迢, 投奔而来。刘公诚同志就是这股洪流中的一员。但, 像刘公诚同志家庭如此富有、生活极为优越而投身革命的还是极少数。这种为了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存亡,而长期探索、强烈追求, 最后选择了背叛家庭投奔革命的道路, 是值得赞许的。

刘公诚同志一九三八年六月来到延安, 当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俟后不久, 根据党的指示, 做为一名不公开的党员来到国民党统占区为党工作。解放后, 仍以一名工商业者的身分做了大量统战工作。直到“文革”时期, 才由党组织决定公开了党员身分。解放后的三十年来, 社会上左的思潮步步严重, 工商业者受到轻视。

刘公诚同志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名利, 长期甘受不公正的待遇, 这种为党的事业, 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和历经大浪淘沙坚持革命的意志及毅力, 受到人们的敬佩。

十年动乱期问, 他被揪斗、殴打、时时都以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要求自己,对待同志。他实事求是, 从不为威胁利诱所屈服。因而, 倍受苦难, 也更赢得同志们的赞许和尊敬。刘公诚同志是一名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和有事业心的实业家。早在抗战初期, 他在四川长寿火柴原料厂工作时, 在林天骥、潘履青博士的指导下, 取得了火柴原料牛皮胶及氯酸钾的试验成功并先后投入生产。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 他在贵阳火柴原料厂担任代理厂长期间, 又对氯酸钾的生产工艺做了改进, 使产量大幅度提高。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六年, 刘公诚同志在上海水泥厂担任厂长期间, 曾参照美国的实践经验, 在厂里发起用粉煤灰作水泥混合材的试验研究,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组织试生产成功, 使水泥产量提了2 5 ~ 30 % , 大幅度降低了成本。这是我国首次在水泥中掺用混合材, 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胆革新。

一九五六年, 刘公诚同志由上海水泥厂调到建材部综合研究所(即现在的建材研究院) 担任水泥物化室主任职务。这期间他对水泥物化科研的基础工作极为重视。他为物化室添置了如: X 射线仪、差热分析仪、热失重分析仪、测孔仪、压蒸釜等现代化测试仪器和设备, 开展了水泥物化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在国内开创了难度较大的水化硅酸钙以及水泥石结构等方面的研究, 指导青年写出了论文, 培养了人才。这一切都为该院以后在水泥水化方面富有成果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这期问, 他还结合生产进行了水泥熟料的岩相分析的研究, 业先后在耀县、永登、启新、大连等水泥厂举办了岩相学习班, 普及用岩相分析控制水泥塾料质量的方法, 至今仍有些工厂应用这一方法来调整配料和般烧制度以稳定质量。

在技术政策特别是水泥工业的技术政策方面, 刘公诚同志很早就对技术引进、老厂改造、水泥厂的规模以及小水泥的发展等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后来证明都是正确的, 说明刘公诚同志在水泥科技方面具有远见卓识。下面就是他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具体观点:

1 . 关于技术引进刘公诚同志认为我国的科技人员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左”的思潮的影响, 习惯于不依赖外国样样都要自己从头搞。本来在国外已是成熟的经验, 而我们却还在花很长时间作试验研究和设计。花些钱引进, 比我们自己摸索不知道要节省多少人力物力, 而更主要的是可以赢得加速现代化的时间。日本的经济起飞主要靠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 他认为强调引进并不是事事都等待发达国家而置自己的创新研究于不顾。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的局面。对那些国外业不成熟而我们已有领先苗头的重大技术革新, 就应当给以大力支持, 赶在外国的前面。他认为武汉建材学院的沸腾炉滚烧水泥. 熟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2 . 关于老厂改造刘公诚同志早在四、五年前就提出这个主张。中国是个穷国, 发展生产不能全靠新建厂。老厂改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人怕老厂改造会影响一段生产。根据国外的经验, 把改造工程的组织工作搞好, 不仅不会停产太久, 而且改造后一年的增产, 就可以弥补停产损失而有余。一些发达国家比我们有钱, 但迫于优胜劣汰的竞争, 他们非常重视老厂改造。他认为甚至老厂改造也可以和外国合作, 以加快速度。关于小水泥, 他不同意有些人的主张, 认为水泥机立窑在技术先进的国家已处于淘汰地位, 没有必要到国外作专题考察或引进他们的技术。在国外, 机立窑生产的熟料质量不比回转窑差, 而且一个人能看六、七台窑,而我国机立窑生产的熟料质量一般还及不上回转窑, 而且每台窑至少四名看火工。相形立下差距这样大, 难道就该固步自封吗!

3 . 关于水泥厂的建厂规模七十年代末不少人主张, 我们应仿效日本建八千吨乃至一万吨的大水泥窑。刘公诚同志则认为我国有自己的国情。我国除少数水泥厂建在沿海外, 大多数在内陆, 交通运输条件不能和日本主要依靠海运相比。水泥厂的规模大了还会带来一时掌握不了的工厂设计、设备制造、组织管理等许多新课题, 而且窑的先进性业不和窑的规模成正比。他很早就主张新建的大厂一般以二、三千吨最大不超过四千吨为宜。他例举美国的地理条件和我国差不多, 他们就没有太大规模的水泥厂。

4 . 关于小水泥的发展刘公诚同志一贯认为, 在大水泥远远不够的条件下, 不能限制和否定小水泥的发展。小水泥是在大水泥短缺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因此只能用发展大水泥来缓和小水泥的盲目发展。当前小水泥一不能限制, 二要改造提高, 稳定质量。

刘公诚同志办事认真, 一丝不苟, 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为了追求真理, 历经曲折, 付出了巨大代价, 但终于找到了他要寻求的东西。在治学方面也是如此。他治学严谨, 刻意求精, 忠于自己的见解, 从不苟同。他热心学会工作, 是中国陶学会— 中国硅酸盐学会的前身的元老, 在创建学会的工作上做出了贡献。他现任中国硅酸盐学会的理事, 硅酸盐学报的编委, 对于学会工作, 凡属他经手的,事无巨细总是抓到底, 这种精神是颇为感人的。

刘公诚同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在处理自己的工资和继承的遗产方而也是如此, 解放后他的工资是保留工资, 比同级的待遇高很多。但他只拿规定的同级待遇, 其余部分全交给工会作会费(当时他的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 所以不能交党费) 。他的党员身份公开以后, 82 年他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连同定息) 2 0 万元人民币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当有人问起这件事时, 他说“ 这是家产, 本不该我享用, 捐给国家, 我才心安理得啊! ”又说:“作为一个党员,在对祖国和党的事业这本账上, 只有支方, 而没有收方, 我们不要做那种与党讲收支平衡的商贩, 而要作祖国的赤子, 要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

刘公诚同志现任国家建材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 第六届政协委员、中央第1 2 次代表大会代表, 第三届人大代表。他已年逾古稀, 最近还做过一次大手术, 手术后身体软弱, 生活不便, 但是他一如既往, 对工作仍然那样认真负责, 特别对于我国的水泥发展极为关心。他以带病之躯, 不断探索和追求, 提出多方面有价值的建议令人敬佩。祝愿他身体健康、长寿, 为祖国的建设作出更大贡献。